一、引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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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战争为人类带来无穷祸害。 |
无论如何，现代人对战争持有不同的看法。作为一名基督徒，当必需为战争立场表态时，是置之度外？还是随波逐流呢？我认为，面对这个棘手问题时，必须有信仰伦理作为理据，这样才能符合圣经原则，以便作出关键性决定。由於战争课题广泛，本文只锁定传统正规战（Conventional War）范围内讨论，并从圣经依据、基督教伦理切入，务求对此项课题有效全面的了解。
二、战争的圣经依据
针对战争此项课题，圣经没有提供支持或反对的绝对答案。基督教伦理学者Attwood认为，旧约描绘上帝引领以色列人争战，而新约则呈现耶稣是和平赐予者。事实上，新旧约都论及战争课题，导致基督徒出现意见分歧。因而，从圣经中寻找战争原则应用的现实环境中，是一项棘手的难题。有关战争的经文根据，可从下文略见一斑。
2.1 旧约
关於旧约的战争论证，某些学者引述洪水后上帝对挪亚说的话：“流你们的血，害你们生命的我必向他们追偿……流人血的，人也必流他的血；因为上帝造人，是按著他自己的形象”（创9:5.6），由此看来，战争视为一种“以血偿血”的行动。后来，亚伯拉罕为了救罗得而向诸王宣战（创14）、大卫在登基前曾经与非利士人作战（撒上23:1）等经文，成为一些学者支持战争的基础。
此外，当以色列人过红海后，摩西带领他们歌颂上帝，宣称“耶和华是战士”。在约书亚的时代，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后杀灭该地七族，也成为主战派学者的论据。基督教伦理学者Kaiser形容，在消极方面，上帝使用战争作为审判的途径；而在积极方面，神用战争作为实现列祖应许的媒介。不过，他补充，上帝对战争并非视而不见，对於惨无人道的军事行动，他给於严厉的谴责并发出判语（参赛10:15-19）。
我们必须了解，当以色列人按上帝吩咐把敌人杀尽，他们只是工具（出14:14;书10:14,23:10）；他们除掉迦南人，不是由於他们本性残忍，只是执行上帝的命令而已。同时，灭绝敌人有其范围或界限，以色列人将指定的几族或某国灭尽，并非不分皂白杀尽一切敌人。其实，以色列民族常受到外国侵略，只有两次是他们主动攻打别国；第一次是他们过了约旦河，进攻耶利哥和附近的城市，第二次是大卫作王时，曾攻取邻近各国。从上述角度来看，旧约战争有其肇因与独特情景，我们绝不可断章取义，作为主站或反战的凭据。
2.2 新约
从新约来看，耶稣是以弥赛亚的身份来到世间，以爱应对当时的暴政，跟奋锐党截然不同，从而为犹太人立下社会伦理。伦理学者马特生（Martensen）认为，耶稣虽未明说反对战争，但他整个思想的精神是不能与战争调和的（参太5:9、22、39、44），他秉持以前时代先知的理想，都是一个无战争的世界（赛2:4;弥4:1-5）。
马特生的说法不无道理，可是不能忽略耶稣的其他言行，他曾命令门徒卖掉外衣去买刀，显然是为当时自卫用途（参路22:38）。由此推论，虽然耶稣责备用剑作为侵略之时，也赞成主张用剑自卫，在社会的事务上用武力来保护生命。至於耶稣本身，他来到世上的使命是为世人受难，所以他不可以抗拒别人对他的侵犯；也因为救世使命的缘故，主耶稣必须放弃武力抵抗，从容就义。
除此之外，从使徒保罗的生平也可推断出，自卫军力有时候也是可行的抉择。当他的生命受到不法之徒威胁时，保罗诉诸罗马公民的身份，以及接受罗马军队的保护（参徒22:25-29）；而这种自卫性军事行动，也可以从个人延伸到国家的层面。总而言之，<圣经>为我们设下战争的底线，在不得已的情况下，上帝容许战争为公义的工具，以平定社会的混乱局面。
三、基督教的战争伦理
在战争课题上，当前基督教伦理可分为三个主要观点，即和平主义、积极主义和选择主义，这三者的论据将在下文概述。
3.1 和平主义（Pacifism）
和平主义渊远流长，它可追溯到初期教会，当时绝大部份信徒是和平主义者，这种情况长达近两世纪。这种现象的产生，主要原因是罗马政权视基督教会为犹太教的一部份，故禁止他们加入皇军。另一方面，由於军队以残害基督徒著名，所以加入军队的信徒不多。再者，每个士兵必须宣誓效忠皇帝，把他当作神一般看待。迩后，基督教传统中出现和平主义，当中要数16世纪的重洗派（今日的门诺会与亚米旭派）与17世纪的贵格会。
和平主义者的其中前提，是建基於圣经“不可杀人”的命令（出20:13），另外是有关耶稣“不要与恶人对抗”的话（太5:39）。他们指出，旧约以色列人的战争是独特事件，他们扮演在神手中的神权器皿，不是以色列人的战争，而是上帝的战争。他们认为，耶稣身处革命时代，却拒用武力进行革命，而是用奴仆的工作来建立神的国。所以基督徒也要效法耶稣基督，拒绝采用暴力这个诱惑。
对和平主义者来说，战争的确违反耶稣的心意，因为他明明对彼得说过：“收刀入鞘吧，凡动刀的，必死在刀下”（太26:52）。故此，和平主义者相信，那最后的胜利不归於恨，必归於爱。由始至终，他们反对一切战争、武力和强暴，坚持以和平方式排难解纷，因为人命关天，十分珍贵。
时至今日，服膺和平主义的基督教团体虽然不多，但影响力不可低估，其中美国基督教联合会，主张废除战争，尽量裁减军备，参加一切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执的机构，建设一个合作的世界秩序。它认为，教会不可赞成或拥护战争，支持战争，便是推翻我们所相信的福音。
3.2 积极主义（Activism）
跟和平主义不同，积极主义主张战争是可行的，所以基督徒有顺服政府的义务，也有责任参与每一场由政府所征募的战争。他们认为，政府是属上帝的，不论在宗教或民事范畴之内，上帝是一位有秩序、不混乱的上帝（创9:6；林后14:33、40）。人类从神得了权柄，可以执行统治，并且有权夺取那流无辜人血、不守规则者的使命。
此外，他们宣称，新约圣经肯定了政府是神命定的旧约观点；耶稣已声明，“凯撒的应当归给凯撒，上帝的应当归给上帝”（太22:21）。此外，保罗也说：“政府的权柄，人人都当顺从，因为没有一样权柄不是从神来的”（罗13:1-7）。所以，神赐政府生杀之权，抗拒政府就是抗拒神，因为它佩剑，不是没有作用的（罗13:4）。
3.3 选择主义（Selectivism）
选择主义是介於两者之间，从情景伦理为考量，而赞同公义战争的伦理观。原则上，选择主义者不高举战争，或视它为另一种悲剧，然而为了在地上履行伸张正义的任务，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诉诸战争。对基督教伦理来说，选择主义提供了较为满意的选择。
历代以来，很多基督徒都希望以和平方法达至公义，最终才以防卫性战争解决，这是一种较少邪恶的解决方法。跟和平主义不同，选择主义主张一些道德律法在某些情况下获得豁免，譬如：神吩咐人不可杀人，但杀人有时候是容许的（参出22:2）、神吩咐人不可偷盗，但在以色列人出埃及时，神却吩咐他们索取埃及人的财物（参出11:2,12:35-36）。
选择主义者主张，爱和暴力并非互相排斥，当面对别国的挑衅时，我们若容忍此事，任何同胞被人劳役，我们怎称得上爱自己的同胞？因此为了同胞，我们必须选择战争。由此观之，基督教的伦理不是单说爱而已，还有其他的因素需要考虑。培养基督徒道德思维不是单说爱，而是考虑全本圣经，以及基督教信仰的世界观。因此，对挑衅别国的国家展开军事行动，这是公义的。第二次世界战争爆发时，希特勒是法国和欧洲各国的侵略者，故盟军为了制伏纳粹党而入侵德国是对的。同样，向别国从事恐怖活动的国家，也应受到适当的军事报复。
选择主义服膺公义战争的原则，是绝大部份基督徒所赞同的观点。公义战争始作俑者为奥古斯丁，他在第四世纪便先启其端，奠定这个理论的重要基础。此观念影响后人，当时君士坦丁大帝成为基督徒后，其领土受到恶势力的威胁，基督徒愿意配备武器，为上帝的公义而战。到了中世纪末期，公义战争成为世界的共识4，对其内容也有一致见解。直到今天，它是主流天主教和更正教各大宗派都接受的立场。
跟和平主义一样，选择主义坚持爱人如己的价值观，反对人类动辄使用暴力，提醒执政者不要失去理智，沦为嗜人血的禽兽。所不同的是，选择主义赞同在一些迫不得已的情况下，最务实和有效保卫和平、维护人命的途径，只有透过战争才可以解决。在开战前，它必须遵循开战条件（ius ad bellum）和沙场守则（ius in bello）。前者包含宣战的正当原因、最高权威、最后途径、正当动机、成功率与衡量得失，后者是指战争的军事对象和目标。
在公义战争中，“分辨原则”是必行的准绳，要分清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，军事设施与非军事设施。前者是黎民百姓，而后者是非军事用途建筑物，不可以蓄意伤害和破坏。在交战期间，如果无意伤及小部份无辜者，此举可以谅解；若为挫败对方土气而不择手段，滥杀无辜与轰炸非军事目标，这不是基督教伦理可以接受的。后世一些神学家认为，只要出於正当原因（保卫性，而非侵略性），是最后途径，不是另怀鬼胎，有颇高的成功率，得多於失，由最高权威宣战，并在作战时不滥杀无辜，便是一场公义战争。
小结：和平主义者坚持，当基督徒面对暴力时，不可用武力回应；相反，要以非暴力的方式抵抗。积极主义者坚持，顺服政府从事战争是合法的，因为上帝赋予了配剑的权柄。选择主义所采取的立场，唯有公义战争，基督徒才可以参与。无论如何，置身这个罪恶的世代，伦理问题变得异常复杂，有时人要某种特殊情况下，无论采取什么行动都不理想，圣经也承认有这种情况，这时通常拣选较少罪恶的一种。所以，我认为，在战争课题上，选择主义比较可取。
四、从基督教伦理看美伊战争
由美国所领导的美、英、澳等国联军，在2003年3月19日进攻伊拉克，约3周后攻陷伊拉克首都巴格达；事后，美国总统布什（George W. Bush）在5月2日宣布胜利。这一次，美国发动伊战不外绕着三大论点：一、伊拉克拥有杀伤力武器；二、美国要在中东推行民主和自由市场；三、他们要把伊拉克从暴政中解放出来。
上述理由堂而皇之，事实却不然。如今，越来越多人相信，美国出兵攻占伊拉克，就是为了控制石油这条现代能源命脉。美国对伊拉克先发制人，以解救伊拉克人民为名，却以经济利益为实，在战争伦理上说不过去。若从经济观点来看，这场战争是一项有利可图的冒险，基督教主张人的价值高过财物的价值，因此牺牲无辜人命，来争取权利或保护财物，都是基督教所不能容忍的。
再从基督教伦理来看，美国派军未获最高权威同意，已经抵触公义战争的原则。此外，这场战争爆出伊军战俘被虐待等丑闻，反映出它违反沙场守则，因此不能视为公义战争。此外，美国盟军的单边军事行动，跟路德与加尔文所提倡的“战争是必须存在的邪恶，战争是国家的责任，目的是遏止邪恶和缔造美好”的宗旨背道而驰。
五、结语
战争不是解决人类纷争的最佳方法。在历史中，随着战争乃是血流成河的场面，战争所造成的祸患、饥馑、暴虐、瘟疫、悲哀、痛苦、恐怖、死亡，是没有方法可以估量的。然而，在这个堕落的人世中，我们很难出污泥而不染，保持洁白无瑕之身，不做任何悲怆性的选择。和平主义者或许乐观看待人类本性，假设爱可以感化人类；而积极主义者却以政府马首是瞻，假设当局不会犯错；唯有选择主义者权衡问题的轻重，最后选择公义战争作为折衷方案。
政治伦理神学家尼布尔（Reinhold Niebuhr）认为，战争是一个悲怆的行动；战争本质上是一件恶事，但在有些情形中，这是一个无可避免的恶。从个人道德来看，这些行为是不正当的，但是为了公义，我们别无他法，只能诉诸一些令人遗憾的行动。我认为，战争好像刽子手上的刑具，在处决死囚的时候，刽子手只是依法“杀人”，却不能构成杀人罪。如果有一天，国家为了保卫国土而征兵，我决义无反顾出征；但是如果是为了侵略邻国，则另当别论了。
（2004年10月11日写於马来西亚神学院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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