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教會歷史] 克藍麥對亨利八世的影響暨聖公會的貢獻

英国圣公会改教家克蓝麦（1489-1556）

克蓝麦（Thomas Cranmer, 1489-1556）是英国的主要复原派改教家，在改教时期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，被认为是后天主教时代英国教会的设计师。有学者形容，他在英国改教运动的贡献，可能比任何一个人还要多，因此称他为英国改教运动的建筑师，实不为过。诚然，克氏在英国教会历史中占着极重要的地位，历史学家若要论述欧洲的宗教改革史，绝不能饶过他不谈。

在酝酿改革的十六世纪，克氏殚精竭虑为英国教会落实改革，但由於坚守圣经原则，最终为主殉道。在推动改革初期，他需面对亨利八世的阻力，在“伴君如伴虎”的情况下，战战兢兢为宗教改革铺路，实非易事。依我个人浅见，克氏的改教工作富戏剧性，因此透过本文，针对他的背景、他如何影响亨利八世，以及对圣公会的贡献进行探讨，希望对圣公会的历史渊源有深一层的了解。

背景与生平

克蓝麦於1489年7月2日，生於英国诺丁汉郡（Nottinghamshire）的阿斯克拉克顿（Aslockton），其父为一名乡绅，家里排行第二。早期，他在剑桥大学接受教育，1511年考取文学士学位，1514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。大约在1516年，克氏为了要跟Joan结婚，他放弃剑桥大学研究生的地位，担任白金汉大学（Buckingham College）讲师。可是，他的妻子在生产后，不足一年的光景便逝世了。较后，他重任剑桥大学研究生，并在1520年被按立为圣职人员。

1529年夏季，剑桥发生瘟疫，克氏与两位学生到Waltham避灾，刚巧遇上亨利八世，成为他生命的转捩点。当时，亨利对本身与卡特琳的婚姻烦躁不已，克氏提出独特的见解，亨利心里窃喜并照着去办。为了解除婚约，亨利召他入宫，并委派他到罗马和欧洲各大学进行游说工作。有了出使经验，克氏在宗教和神学思潮方面增广见闻，也开拓了属灵视野。于1532年，坎特伯利大主教逝世，亨利便指派克氏接任。    

在克氏就任大主教后，于1533年1月间，亨利与波麟安（Anne Boleyn）秘密结了婚，而主婚人是克氏本人。同年5月，他召开宫廷会议，正式判决亨利与卡特琳的婚姻无效，并承认波麟安为英国的王后。这段时期，克氏深受当时欧洲大陆神学的影响，跟德国的路德改革派保持紧密的联系。因此，他根据亨利所能允许的最大程度，小心翼翼地依照路德的路线，改革英国教会，但是亨利对於复原教的主张却没有共鸣。虽然如此，克氏在亨利动荡不安的统治时期，一直是大主教，并始终得到亨利的敬重。

英国皇帝亨利八世

当亨利八世于1547年1月28日逝世后不久，克氏表明自己是更正教徒。在爱德华六世继承王位后，克氏推行一系列的宗教改革。首先，他的<说教文>（Book of Homilies）和<公祷书>（Book of Common Prayer）发刊了，在公众崇拜中使用。于1533年，克氏领导下的六名神学家，完成了“宗教的四十二条”（Forty-two Articles of Religion），并以国王的名义颁布。可惜，爱德华即位只有六年半的时间，于1533年辞世。在爱德华驾崩后，克氏非自愿地卷入一项政治阴谋，就是想把更正教徒珍.葛宝（Lady Jane Grey）代替王位合法的继承人，即天主教徒的玛莉。后来事机败露，克氏知道这次必死无疑，一来是玛莉必看他为异端，二来因反对她而会被叛国罪。

当玛莉登基后，于1555年的春天大举杀害更正教徒；她执意把英国改变成天主教国家，便与西班牙王腓利二世结婚。此举为国人反对，她的逼害更为激烈，许多人逃离英国避难，但是克氏却留下来，玛莉政变成功后，克氏尚有一段自由的时间，不过当他公然反对恢复天主教弥撒后，立即被玛莉逮捕。于1556年3月21日，克氏心甘情愿地走上殉道之路，就在牛津城以北被烧死在木柱上。克氏是一个谨慎又温柔的人，他临终前终於明白顺服圣经比顺服君王为重要，并为此殉道。

对亨利八世的影响

如上所述，克氏在改教初期需面对亨利八世的重重阻力，然而，他却能逐一化解，站稳本身立场进行初步的改革。在亨利的时代，虽然宗教改革的成效不大，但是克氏对亨利的政教决策发挥影响力，他的影响可从下述几方面看出来。

为亨利婚约献计

当亨利面临婚姻问题时，克氏及时提出可行性建议，使亨利对他处事的果断留下良好印象。表面上看来，克氏在此事上扮演献计与游说者的角色，但他这样决定，乃基於学理上的基础，并且出於一番好意。有了他的支持，亨利心中矛盾得以消除，很快依从克氏的建议去征询大学里神学家的意见。尤有进者，亨利使用压力、权谋、会谈等方式，终於获得牛津、剑桥大学学者的决定支持，而法国的大学，甚至意大利的波隆那也跟随前两者的决定。由此观之，若没有克氏在背后进行“穿针引线”的任务，亨利与卡特琳的婚约就没有那么快解除，而脱离罗马教廷这件事也不会这么快引发。

缓步实行改革

当亨利秉政时，克氏费尽思量推行改教运动，但是他的机会不多。尤其是亨利的执政后期，他的宗教政策，跟他的施政方针一样的难以预料。在外表上，他坚持本身是一位天主教徒及“信仰保卫者”。但是，在另一方面，克氏的立场使亨利跟更正教徒保持往来，甚至亨利子女的教育，是交由复原派学者李察.柯斯（Richard Cox）负责教导。由此可知，克氏已发挥潜移默化的影响力；当时克氏静悄悄的展开改教计划，如支持出版英文圣经、简化教会年历以及拆除朝圣神龛等，以那时的情况来看，克氏的举动都是大胆的尝试。

在1534至1547年期间，亨利发表了不少过四种的信仰宣言，即1536年的“十项条文”、1537年的“主教手册”、1539年的“六项条文”和1543年的“君王手册”。这些内容，隐约显出某些复原教的概念，只不过它们是根据英国当时的政治情况，做出符合国情的调整而已。这些信仰宣言，绝大部份来自克氏的概念。其中，“十项条文”是亨利在克氏的协助下草拟，显示亨利步向复原派思想，他只保存圣洗、赎罪礼和圣餐三项圣礼。当亨利撰写“君王手册”时，克氏则在旁提供宝贵意见。

此外，克氏也为丁道尔（William Tyndale）英译圣经辩解，应用智慧向亨利提出合乎情理的解释，终於获准出版并分发到各教会。1539年，英译圣经终於面市，亨利谕令所有会众购买圣，圣职人员也要劝勉人民勤读圣经。在两年之内，大本圣经出到第七版。可以想见，这本英译圣经如果没有克氏出面支持的话，恐怕丁道尔等人的心血将会付诸东流。

以诚心赢信任

在亨利的时代，克氏坚持他的信仰原则，认为皇室的权柄是源自上帝，因此只向上帝负责。克氏深知本身的地位，在皇帝面前扮演良知的守护人，凡是亨利所决意的信念，他不会刻意去违抗。对亨利来说，克氏是一位为人随和、处事通融的属下；加上前者为人耿直诚恳的为人，散发难以言喻的魅力，因而赢得后者的信任。曾有一次，亨利在圣餐礼仪持不同看法，但是克氏坚持本身立场。在此情况下，克氏有机会向亨利提供“逆耳”的意见，当时连克伦威尔（Thomas Cromwell）都对他称羡万分，因为这是一种冒险的举动。此外，克氏也胆敢暴露皇室丑闻，譬如向亨利揭发皇后荷维（Catherine Howard）的通奸丑闻，使亨利勃然大怒，要一段时间才能平息。

亨利执政初期，凡是主张改革的英国神学家皆处於下风。于1528年，有一批在牛津大学的改教派学者被伍尔赛（Thomas Wolsey）解散。同时，赞同改教的主教如Latimer和Shaxton等人也相继辞职。在四面楚歌的景况下，克蓝麦不只保住职位，还取得亨利的信任，在皇室的教制政策中作出应变调适。这显示出克氏的能耐和灵活性。于1540年，当多马高威尔（Thomas Cromwell）失势后，英国保守派力量如虎添翼，曾多次向亨利诬告克氏偏向异端教导，希望能把他处死。讵料亨利听了不为所动，反而把这件事情交由克氏本人去调查。由此观之，亨利对克氏的信任，不是因为后者千依百顺，而是其坦荡荡的崇高人格。在亨利撒手尘寰前，克氏随侍在侧，并受托为王位继承人的唯一属灵导师。克氏对亨利的影响力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对圣公会的贡献

克蓝麦是个虔诚的人，在神学上崇尚路德宗，熟读教会古教父的著作，在礼拜仪式上极有学问，文笔遒劲。然而，克氏的研究与独立思考，为英国的改教运动带来独特的色彩。他对圣公会贡献良多，大致上可分为礼仪和神学两方面。

礼仪改革

克氏跟十六世纪其他的英国改教家一样，都想在圣经的最高权威与尊重古代基督教传统之间，找到并维持微妙的平衡。克氏主张英国教会脱离罗教廷的教宗权制（Papacy），和压抑修道院的权力（这件事是由亨利八世和其他大臣主动）。另一方面，他主张英国教会应保留原有的身份和角色，包括会籍、崇拜方式，以及教会生活的模式保持不变，其范围也涵盖了教会崇拜仪式、教区的组织、主教制、婴孩洗礼，并且建立教会与国家的联系等。

1549年《公祷书》

当爱德华六世秉政时，克氏的神学作品大受欢迎，他的独特才华也显露无遗。他坚守复原派的神学立场，却把信仰与政治权力精妙地混合一起。由於文学素养深厚，克氏于1549年用英国散文的形式写成崇拜用的<公祷书>，三年后又著手修订，把英国国教的更正教精神清楚地表达出来；其他的五本作品包括回答加迪拿（Stephen Gardiner）的<圣餐>（On the Lord’s Supper），以及1533年的<论宗教的四十二条>（The Forty-two Articles of Religion）。毋庸置疑，他的<公祷书>对英国教会影响深远，比起任何其他欧洲的教会仪式为深，尤其是1662年的修订本，直到近代仍是圣公会最重要的合一力量。据悉<公祷书>是继圣经之后，翻译成多国语言的书籍，到目前为止，它已被翻成数百种语文，在世上不同的国家使用。

神学思想

在神学方面，克氏很少撰写正式的神学著作，但是经由他向所有人开放圣经的政策，以及公祷书的完成，他确实负责许多“间接”的神学，即使他并非第一流的神学家，但他绝对具有决定性的作用，以及垂诸久远的影响力。他也透过所撰写的英国教会宗教条款，影响英国的神学。再者，他为安立甘神学家胡克尔（Richard Hooker），和伊莉莎百协议的其他神学家立下榜样，著重成圣就是一生的圣洁与行善。

克氏用毕生力量进行改革，希望西方教会能把丧失已久的大公信仰，重新恢复过来。当罗马教会拒绝改革时，克氏独自挑起改革坎特布里教区的责任，藉此注入一股清流。他胸怀大志，曾策划跟欧洲的路德宗及加尔文派开一次大公会议，但是墨兰顿过於胆小，不敢答应。纵使如此，他那刚毅的改革决心，并未受到影响。克氏最关切的事，是恢复一种以基督和他的事工基础的活的神学。从他的基督教义里，发展出他的“因信称义”和圣餐礼中有基督临在的神学。还有，克氏注重圣灵的教义—他因此重视圣经的传统，以及与基督的合一。克氏的神学构思，对日后圣公会的发展，奠下了极其重要的基石。

在改教运动期间，英国教会的争议课题是围绕在弥撒（Eucharist）这个教义上，各家有各见解。克氏跟当时的利得里（Nicholas Ridley）和喇提美尔（Hugh Latimer），为了忠於他对圣经的了解与信仰，在当时的社会冒生命的危险。他坚持圣经的立场，坚守因信称义的教义，当然不会接受天主教神学对此问题的解释，结果为此而在火刑柱上付上生命。

克蓝麦为了坚定信仰立场而殉道

克蓝麦跟其他改教家一样深具大无畏精神，为了教会革新而将生命置之度外。在玛莉皇后的时代，他有机会逃离英国免受绞刑，然而为了遵守原则绝不贪生怕死，最终献上宝贵的生命。如果殉道者的血是教会复兴的种子的话，那么克氏的血没有白流，因为当今在世界各角落都有圣公宗教会，采用他所创设的礼仪，但是他为后人所留下的宝贵遗产，可说是历久弥新，永远铭刻在信徒的心版上。

我在研究克蓝麦和亨利八世的生平时，发觉上帝乐意使用有缺陷的人来塑造地上的教会，证明他是人类历史的主宰。今天，世界各地的圣公宗信徒，除了以心灵和诚实来敬上帝之外，也有必要认识圣公宗形成的历史渊源，藉此发掘我们属灵先贤如何走过信仰道路，也让他们的属灵情操成为我们的典范。唯有如此，我们才可以经历更丰富的信仰旅程，不只造就自己，也成为别人的祝福！

（2004年4月27日写於马来西亚神学院）